呵呵，这个一般讲自己的东西比较好，因为熟悉。文若河老师把这些归纳为三自原则。

第一可以讲自己的见闻（比如上学路上遇到的一些好人好事等）

第二可以讲自己的感受（比如看到同学间互相帮忙，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等）

第三可以讲自己的经历（比如小时候发生过什么事儿，得到什么教训等）

可以说你要讲的内容很多很多，稍微归纳整理一下即可。具体的可以到中国口才网上去看看，有好多的演讲稿案例。

从演讲的角度分析这篇演讲稿的内容、结构及语言风格

社会没有义务等待你成长和成熟
这一个大学生活的尾巴

老师们，同学们：
你们好！
前几天，在红四楼网上招生答问，潘思源同学也在；结束后，走到未名湖畔，我问，快毕业了，有什么感慨？看着阳光下未名湖那光影绰约的漾漾碧水，她幽幽地说了一句，“过好大学生活的尾巴”。
在这次欢庆你们毕业、欢送一些同学离开校园的场合，我说两句话，也加入你们大学生活的尾巴。
第一句更多是说给马上要走向工作岗位的同学的，一句大实话：社会和学校很不一样。
在校园里，个人的努力也起作用。但作用更大的其实是天份，老师不要求你们的物质回报，只要你能考试成绩好，只要人格上没有大的问题，基本上就能获得老师的欢心，就会获得以分数表现的奖励。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基本是一个“贤人政治”或者说“精英政治”的环境，更像家庭，评价体系基本都是由老师来定，以一种中央集权的方式，奖励的是你的智力。
社会则不同，社会更多的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场所，是一个市场，是“平民政治”；评价你的主要不是你的智力优越与否，而是你能否拿出什么别人想要的东西来；这个标准不再由中心——老师——确定，而是分散——由众多的消费者——来确定。因此，尽管定价178元，不到10天，3000多册英文版《哈利波特与风凰令》在北京新华书店已经脱销，而许多学者的著作一辈子也卖不了这么多，甚至只能 一辈子“养在深闺人未识”；也因此，才有了“傻于瓜子”年广九，才有了“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才有了IT产业中的退学生现象。这种“脑体倒挂”不完美，但它恰恰表明了市场的标准。
人类的局限——你甭指望通过教育或其他，把消费者都变成钱钟书或布什。因此，我们的同学千万不要把自己16年来习惯了的校园标准原封不动地带到社会，否则你就会发现“楚材晋不用”，你只能像李白那样以“天生我才必有用”来安慰自己，更极端地，甚至成为与社会，与市场格格不入的人。尽管社会和市场的手是看不见的，但它讲的却都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它不用期货，就是讲也都是将之转为现货。你可以批评它短视，但它通常不会，而且没有义务，等待你的成长与成熟。它把每个进入社会的人都当作平等的，不考虑你刚毕业，没有什么经验，如果你失去了一次机会，你就失去了许多，不像在学校中，会让你补考，或者说到老师那里求个请，改个分数。“北大学生有潜力，有后劲”别人这样说行，你们自己千万不要说，也不要相信，这种说法不是安慰剂，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说你不行，至少现在不行，如果你有什么素质，有什么潜力，有什么后劲，你就得给我拿出来，你就得给我变成实打实的东西——也许是一份合同起草，也许是一次成功的诉讼。
这一点对于文科毕业生尤其重要。理工科的学生几乎是从一入学就很务实，就是一次次实验，一道道习题，就是一个毕业设计，没有什么幻想；他们几乎没有谁幻想自己成为牛顿、达尔文或爱因斯坦，就是成名了，也是他或她自己。文科学生，大学四年，往往是同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交往，在同古今中外的大师“会谈”，你们知道了苏格拉底审判，知道了马伯利诉麦迪逊。知道了“大宪章”等等。你们还可以评点孔、孟、老、庄，议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舍我其谁也”。大学的文科教育，往往会使许多人从骨子里更喜欢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 甚至使人膨胀起来，但这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只是学院中想像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生活中日常的琐细之中。
因此，第二句话：要安分守己，这是对每一个同学说的。
这句话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也许过时了，但对你们，可能还不过时。因为我从来也不担心北大的毕业生会没有理想以及理想是否远大，还因为，我要说，如果还不是全部的话，每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都注定不可能完全实现他的理想。特别是当年轻时的理想变得日益遥远，模糊和暗淡起来的时候。我当然希望而且相信，你们当中能涌现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法律家、学问家，但只可能是少数——多了就挤不下了，多了也就不那么值钱了，边际效用总是递减的，无论在世俗的眼光还是自我评价中，绝大多数人都必定是不那么成功的。但是，要知道，成功并不必定同幸福相连，所谓的不成功也未必等于不幸福。因此，在你们离开校园之际，你们不仅要树立自己的信心，更必须要界定自己的成功。
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人吧，一个也许当年把你当中的谁招进北大的人，一个本来会且应当出现在这一场合却再也不可能的人。这个人当年曾以全班第一名毕业于这个法学院，毕业留校后，长期做学生工作、党团工作、行政工作；在北大这样一个学者成堆的地方，他的工作注定了他只能是配角，而且还永远不可能令所有的人满意，乃至有人怀疑他当年留校做行政工作是不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不行。但他安分：勤勤恳恳地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为我们和你们服务；他守己：恪守着他学生时代起对于生活和理想的追求——一直到他外出招生不幸殉职。
他不是学者，更谈不上著名；他没有留下学术著作，留下的，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中，是诸多的报告和决定，有关招生，有关法学院大楼，有关保送研究生以及处分考试作弊的学生；他每年都出现在“十佳教师”的晚会上，但不是在台上接过鲜花，而是在台下安排布置；他没有车子、房子，更不如他的许多同学有钱。但是，当他离去之际，他的同事、同学和学生都很悲痛，包括那些受过他批评的学生。是的，他没有成为一个被纪念的人，甚至不是一位会被许多人长久记住的人，但是，他是一位令他的同事和同学们怀念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成功？尽管有点惨烈和令人心痛！
我们的事业，中国的事业，其实靠的更多是许许多多这样的人。
安分守己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甚至不是一个中性词，“安分”是不容易的，在这个是时代，“守已”则更不容易。
看来老天注定是要给你们的这一个大学生活的尾巴更多的色彩，更浓的情感。同学们，或者，还请允许我加上一个平庸的形容词——“亲爱的”；我想，哪怕是多少年过去之后，你们都一定会想起这个只属于你们的大学生活的尾巴。想起那个其实比其本身在中国更为流行的名词，那些慌乱和不安，“逃窜”和出入证，22、23、24楼以及楼前那又一次漏不下星光的林荫路；你们会想起网名“飞花”的师姐，为她的疾病募捐以及向朱苏力院长提出的关于建立扶助基金的建议；你们会想起建武老师的突然离去，想起泪水中的鲜花和鲜花中的泪水，想起他爽朗的笑声，也许还有眼镜后他那责备的目光；也许还有今天的毕业典礼，此刻你周围那众多熟悉又陌生的“企鹅”，以及今晚你们年级的聚餐和狂歌……
我祝福你们!我祝福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