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是一名出色的演讲艺术家。演讲始终与他的教育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密切相联。演讲是他传播教育思想，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和民主治国思想的重要手段，是他教育民众、唤起民众、团结民众、激励民众等的有效工具。他一生作了成百上千次的演说，仅1946年在上海的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便演讲了八十次。（参阅《陶行知全集》第三卷611页）许多演讲都曾深深地吸引了打动了鼓舞了听众，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甚至是难以磨灭的印象。那么陶先生的演讲艺术魅力何在？撇开其个人的人格魅力和演讲时的体态表情、语调语气等非语言因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语言的魅力，他有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他的演讲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那就是：质朴自然、坦诚真挚、机智透辟。 一质朴自然是陶行知演讲语言的基本风格，是其演讲语言的总格调。质朴自然的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呢？其一，就是选择老百姓熟悉的词语、句式和修辞手法，按照老百姓的说话方式，依照普通大众的说听习惯来遣词造句，从而形成口语化通俗化的特点。请听1933年3月在上海大夏大学所作的重要演讲，主题是《创造的教育》，其中第三段是这样的：我现在再讲行动，关于教育上的行动。中国现在的教育是关起门来干的，只有思想，没有行动的。教员们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们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所以那种教育是死的教育，不是行动的教育。我们知道王阳明先生是提倡“知行合一”说的，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先要脑袋里装满了学问，方才可以行动，所以大家都认为学校是求知的地方，社会是求知的地方。好像学校与社会是漠不相关的，以至造成一班只知而不行的书呆子……现在我要把他的话翻半个筋斗……，就是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例如爱迪生发明电灯，不是从前的人告诉他的，是玩把戏偶然发现的。……我们之所以引用这么一大段的话语，无非是要读者真切地体会到，陶先生的演讲语言就是如此的质朴自然：没有一个冷僻、难懂的词语，全是大众能说能懂的极为通俗的口头或书面词语。没有欧化或文言句式，也没有一个长句，全是短句、口语句式。所用的修辞手法如序换（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等）也是大家极为熟悉的手法。正是由于所用的语言从材料的选择到语句的组装、修辞手法的选用通通打上“中国特色”、“大众本色”的烙印，所以陶先生的演讲语言的本色就是质朴的，自然的，亲切的。其次，从演讲的布局谋篇看，从演讲开头主题的引出，到主体部分主旨的展开、深化，直到最后的归纳总结，安排得既自然质朴又时见匠心。他不装腔作势，不喜欢绕弯子，更不哗众取宠，他的演讲思路清晰，过渡自然。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问题决不长篇大论故作高深，反之亦然，所以我们看到陶先生留下的演讲稿有的很短还不足千字有的则长达万言，这些都突显出质朴亲切平易的演讲风格。单从演讲的开头看，陶先生的演讲最常采用的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开门见山，紧扣主题，一是巧借“语境”，顺势引出话题。半数以上的演讲，陶先生采用的是开门见山，紧扣主题法，如《再论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讲》：“今天所要讲的，是关于我们中国的根本问题，便是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1927年）有时一些内容丰富、主题重要而又较难理解记忆的演讲，往往在紧扣主题的同时，还简要交代自己的思路和原因，如《新中国与新教育》：“现在所要说的是新中国与新教育。我们先说新中国的敌人和日本的大陆政策，再说民族解放运动。然后说中国的出路。中国如果没有出路，新中国就新不来。新教育就是以新中国为目标的教育。”（1936年）这种开宗明义的方法，自然使其演讲显得简明而质朴。另外陶先生常常巧借语境，顺势引出话题，使其演讲显得自然亲切。演讲总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面对特定的听众，就特定的问题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而思想观点的产生总是有某种触机的，所有这些就构成了演讲的特定语言环境。高明的演讲者可以巧借语境，提高演讲效果。陶先生就是一个善于利用语境提高表达效果的演说家，在演讲的开头巧借语境，常常是为了在顺势道出主题的同时，增强演讲的自然质朴亲切之感，从而拉近说者与听众的心理距离，以提高演讲的效果。陶先生巧用语境开头的方式很多，有时巧借地点，如《中国的出路——对南宁市中学生的演讲》（1936年5月16日），就从广西的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谈起，引出主题：尽管中国